你在中国找到像我这样跟报告文学有缘分的人,对于你认识理解中国的报告文学一定会有帮助。我做跟报告文学有关的研究工作40多年了,深入研究不好自夸,但对其脉络发展和变化情形是很了解的。——李炳银
同他多年前与不少名作家们的那些合影相比,64岁的李炳银这几年似乎瘦了一些。
这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的家里,几乎是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图书馆,摞着一堆堆的《中国报告文学读本》《中国报告文学精品书系》……从1995年开始,他每年都编一本中国报告文学年度优秀作品选,为中国的报告文学做盘点工作。自况“中国报告文学的管账先生”。至今,他还担任着《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的主编(240页,月刊)。加上正参与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创作的大型系列图书“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的工作和日常的文学阅读评论活动,工作十分紧张繁忙。他乐意接受我的采访,我很高兴,现在就记下他的君子自道如下:
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
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实际上就只有像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等很少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可是,刘宾雁因为他的这两篇报告文学被打成右派,付出了二十多年下放劳动改造的代价。当年那个社会环境排斥真实,写真实自然有危险。在李健彤的小说《刘志丹》被定性为“利用小说反党”,以后就很少有人敢于写活人、写真实的人和事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写真实”甚至成为了一个罪状,用来打压人。
1978年底,我要求调到刚刚恢复不久的《文艺报》当编辑,正好安排负责散文、传记文学、报告文学这一块的评论工作,这就开始组织这方面的评论稿件。记得曾组织人对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黄宗英的《大雁情》、柯岩的《船长》和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报告文学的评论文章,向社会推荐和给予热情的呐喊!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在198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的,后经各大报刊转载,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关注。对于这篇作品的作用,不能只从文学的角度看,它的作用是非常多样的。作品的题材内容和作家的表达方式,对当时的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都有很大的促进。特别是对认识文化大革命,对改变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印象和看法,都有唤醒沉思和根本的扭转作用。文革期间,丑化迫害知识分子,把他们看成“臭老九”,一切都需要改造。《哥德巴赫猜想》它是扭过来的,认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和精英,就应该像陈景润这样,向科学进军,向人类未知的世界攀登,这有什么不好?另外,这部作品实际上是曲折地否定了文革。它发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当时有一些左派就有看法,说你怎么这么评价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乱糟糟。文化大革命好得很!中央都没结论,你怎么这样说呢?所以,后来又一版的《哥德巴赫猜想》里,把这一块给拿掉了,几乎有千把字。
那个时候,《人民文学》发行量有上百万份,好多作品刊物一发都是几十万上百万份,而且加上报纸一转载……大家都看这些东西,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作品出来之后,中国觉得要向科学进军,我们毕竟有很多科学技术课题要研究,就开了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号召人们向科学进军。因为《哥德巴赫猜想》,人们发现,我们很多科学家文革期间受苦受难,不能做研究。各个报刊、各个报纸都组织作家到科学大会上去采访,出现了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高山与平原》、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等不少好作品。科技热同时带动了报告文学热,当时以科技人物为题材对象的报告文学创作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潮流。
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一个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为中心话题的社会潮流迅速展开。人们对于此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反思空前热烈,报告文学也自然的将自己的行动融入到了这样的社会潮流。像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在当时就很受关注。这个作品在当时因有弦外之音,发表过程中还有一些曲折。作品内容是写击剑运动员栾菊杰在世界剑坛获得冠军,为中国,为亚洲的体育增光的事。可是作品这个“扬眉剑出鞘”题目却是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里一句著名的诗句。当时是被认为是反动的。《新体育》杂志组织的稿件,可编者不敢用这个题目。坚决要作者改换,理由不同意,说我这个题目是想了多日的,就认为这个好。这边在烦恼,结果,这篇报告文学被理由拿给了人民日报的老编辑袁鹰、姜德明,最早却在人民日报1978年6月11日全文不改的发表出来了。早于6月23日方才出版的《新体育》十多日。“扬眉剑出鞘”这句诗,居然能堂而皇之地登出来,就代表了大家的心声:流露了群众的强烈愿望。希望政治民主,呼唤改革,反省历史。那个时候,“四五运动”还没有平反。
在热情和痛苦地真实报告了知识分子的追求与不幸命运情形之后。大概到1985年左右,现实的社会问题被提上了日程。这样,刘宾雁1979年9月发表的《人妖之间》与这样的潮流很自然的接上了头。《人妖之间》报告黑龙江省宾县的一个卖煤球的女人王守信,通过行贿受贿、走关系,把当地不少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腐蚀掉了,为她在当地结成了一个“关系网”,使她得心应手,颇多收益。但对党的传统优良作风,对群众的利益危害很大的。这个人最后贪污了56万块钱,被枪毙了。那个时候,这个数字震惊了全国。如果我们对《人妖之间》当时不是排斥,而是充分关注反腐败,警惕党的作风被腐蚀的情形的话,真的“党要管党”的话,腐败的情形也许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恶疾局面。他写的这类对社会问题进行揭露和抨击的报告文学,后来成了促成另一股报告文学创作潮流。
中国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徐迟和刘宾雁。
八十年代初期,一部分报告文学集中在控诉文革造成的伤害,控诉“四人帮”造成的冤假错案上。江西的胡平写了《中国的眸子》,写文革后被冤屈杀害的李九莲;理由写了《倒在玫瑰色的晨光中》;鄂华写了《又为吾民哭健儿》等。当时在社会读者中引起非常大的反响。
1983年,我到了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更加专注于报告文学的研究。很快,以苏晓康、赵瑜、钱钢、贾鲁生、麦天枢、徐刚、胡平、张胜友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出现了。这一批作家,需要面对现实的中国,思考眼前的生活。我们只空喊改革有什么用呢?怎么改革?哪些地方需要改革?这样,报告文学一个非常现实迫切的社会生活对象出现了,着眼社会问题的提出和思考出现了。苏晓康写的《神圣忧思录》,写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教育观念陈旧,对教育关注很少,不科学、不公平等,我们的教育体制存在很大问题。赵瑜写了《强国梦》,写体育系统存在的金牌至上,名次第一,严重忽略群众体育运动活动开展,体制僵化,缺少科学人性训练等问题。这个时候报告文学出现了一种转变,后来被人们称为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孩子上学有问题,工资男女不平等,交通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生态问题、婚姻问题、户籍问题、各个方面都需要改革。生活所具备的所有对象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报告文学作家都深入进去了。现在的收藏家马未都,1988年在《青年文学》第3期以瘦马的笔名写了一篇《人工大流产》的报告文学,还在当年的“中国潮”全国报告文学征文大赛中得了奖。这个作品题目似乎有点蝎虎,其实作家在作品中对于婚姻、性爱和人的情感生活是有不少真实深入思考的。我当时就是大赛的评委之一。
在批评的同时也不要完全否定
从《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和《人妖之间》,《扬眉剑出鞘》等作品,我看到了,这种文体是有前景的,它是在真实和虚构之间的一个空白的地带寻找到了自己的活动天地和巨大舞台。现在这个时代正好需要这样的东西。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日益矛盾和复杂,在信息纷纭的时候,人们最想知道的是真实和真相。社会生活真实的本身,已经非常富有戏剧化和丰富多彩。你老说那些虚构的小说,而且编得不好的话,人家不相信。瞎编有什么意思呢?人家更需要了解社会的真相。我们这个国家,用鲁迅的话讲,“蒙和骗的时间太长了。”
这个热潮持续到了1989年。之后,报告文学的作家队伍有所溃散了。作家在题材的选择和表达开始有了一些明了或不明了的限制,比如写文革生活、写反右的很多作品,这时候就很难被编辑放行。
90年代开始以后,有一种史志性的报告文学出现了。这样的作品此前已经出现过,但未形成阵势。比如钱钢的《海葬》是在甲午海战100年时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批判,其中就充满了现实的沟通与思考;还有他的《唐山大地震》,也是在追寻历史事件过程中的现实拷问。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当时三峡还没有上马,他写出了三峡的争论,回溯了三峡工程的前前后后,写参与这个工程的人尤其是反对的人,这种东西具有史料文献性。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写大清王朝的戊戌变法的内容。这看似是写历史,但时刻都是用现实的眼光看历史,历史和现实的勾连特别明显。这些作品,都是对某一个领域,对某一个行业有所关注,不再那么硬碰硬的,直戳戳地揭露社会矛盾了,它是采取了一种更柔和的,或者更加有活动空间的方式,但力量一点都不弱。这类作品的创作情形很多,像赵瑜的《体育三部曲》对中国体育领域的跟进和批判,邓贤对中国远征军事迹的追踪报告,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对当年事件的反思,李鸣生对中国火箭航天领域的揭秘报告等
90年代还出现了一种倾向。由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有宣传性的功能,批判性的路又不好走,所以报告文学也被很多人所利用了。比如说被企业家,被某些官员,被某些有政治诉求的人利用了。而且我们也有不少的作家被这些东西所左右,出现了邀约写作,了一种命题式、被动式的写作。这样的创作现象也能够出现好作品,但这种东西多了以后,就对报告文学的声誉有影响了。但我认为在批评这种现象的同时,也不要完全否定。像乔迈的《风从八方来》写外国专家与中国的感情联系和出色贡献,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报告余秋里与中国石油的开发历史等,都是很精彩有益的报告文学作品。
为什么?你所在的山村很穷、很闭塞,一个干部通过他的努力,改变了这种贫穷的面貌,路修通了,水弄来了,报告文学给他一种赞美,给他一种赞赏,难道不应该吗?难道报告文学只能对社会进行批评,揭露吗?曾有批评家认为报告文学只能是批判的姿态,写赞美就是奉承拍马。文学永远要承担对美好善良的赞美和对邪恶丑陋的批判鞭笞功能,不可简单机械地偏废。我是这么认为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网络的兴起,传媒手段的多样化,对报告文学是有挤压的。过去从电视里面都看不到的东西,现在从手机里面或者网络里面都可以看到,过去作家所提供的社会事件的内容,你作家还要经过写作再表现出来。现在,人家早就知道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在减弱。这是一点。还有一点,读者的浅阅读对报告文学是有排斥的。浅阅读是什么?就是他不追求更深层次的东西,只满足于信息。新闻信息每天在不断的更新变化着,这个还没有关注完的,那个又发生了。哪里杀了几个人,哪里的官员被双规了,等等。这就培养了一种浅阅读的意识。对读者来说,他们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他接受了这种意识。现在中国人看网络多,读书少,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有些人就认为报告文学没有前途了。比如李敬泽先生,他现在是我们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了。他就在你们《南方周末》发文章,认为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已经失去了意义。他说话很有分量的,对报告文学的打击很大,但也立即引起了报告文学界的不满和辩驳,比如何建明就不同意。我认为他的这种看法是片面和局限的,实际上他对报告文学的问题没有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和理解。报告文学在面对这种趋势的时候,自己也需要改变。不要再去努力跟新闻竞争较劲,这种及时性和新闻性报告文学永远无法和新闻竞争。那么,报告文学要发挥什么优势呢?你关注新闻涉及和关注不到的地方,新闻记者镜头总有接达不到的地方,当事者的思虑情感镜头或许无法完全描述吧,事件背后所蕴含的东西就更加多样丰富了。报告文学在这些地方都有很大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就看你是否具有才能。现在报告文学作家缺少这样的能力,优秀作品少,但这绝不是这个文体本身的缺陷。
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表达自己社会观察、社会感受、社会理解、社会认识和评判的一种很好工具和方式。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因为真实,足可以影响改变人们的社会感知和评判立场。报告文学的作用有时就会是直接的校正,会很有力量。知识分子不要认为报告文学与自己很远。我有三句话:“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理性是报告文学的灵魂,文学性是报告文学的翅膀。”报告文学现在好的作品少了,但是好的是真好。精品的报告文学,足以成为传世的经典。对历史和文学文化都有很好的价值意义
渴望理解和支持
报告文学刊物的出版特别坎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是1992年成立的,一直就没有一本自己的刊物。当时我们跟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的相关领导都说好了,只要中国作协打一个报告来,就批。结果谁知道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怎么想的,始终没打这个报告送上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有一本杂志叫《时代的报告》,后来改名叫《报告文学》,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就在那上面发表的。这个杂志1989年自动停刊了。2000年,湖北有一本杂志《当代作家》办得很艰难。我就建议长江文艺出版社把刊名和编辑方针内容改过来,改名叫《报告文学》。2002年,他们把这个杂志弄到北京来,我当主编。干了两年,影响也不错,发行量一万多份,经济上能持平。我也不愿意搞那些广告文学,发一篇文章,你给我交多少钱。结果他们想把这个杂志变成一个利润增长点,要一年挣很多钱,我说我要追求纯粹文学的东西,干不了这个,于是就辞职了。这个杂志继续办了几年,后来因收费的事引起一场风波,现在已经停刊多年了。
我现在间接主持的这本刊物,是河南省文联的《时代报告》杂志社的中旬刊。接受《时代报告》的领导,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借以促进发展现实的报告文学创作。从2011年6月份开始,我接手出到现在。如今这本刊物很受作家们瞩目。发表了很多优秀作品,团结了很多报告文学作家在周围。已经有30多篇作品被其它报刊转载,选本选发。仅《北京日报》一家就整版选择了十多篇。有不少作品荣获各种奖项。
我们的稿费比较低,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政府拨款,完全是靠我自办发行,有时候吸收一点社会资助来生存的刊物。对于刊物吸收社会资助,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客观地看,因为中国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主要是看你写的是什么,不能无缘无故的瞎吹,把黑的说成白的。中国的作家也不全都是有思想的大家,很多基层单位有成就,想做些宣传,主流媒体又不肯光顾,基层报告文学作家有这个兴趣,而且有这个需求,两厢情愿,各得其所,当不是个坏事吧!别人为地将问题搞得过分的严肃和复杂。
中国的报告文学的前景如何,是个问题。那种过分的危言耸听是因为不很了解现实状况的情绪化认识。报告文学会发展和一定会有大的繁荣机会的根源,在于社会的进步,在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个性强大的动作空间,报告文学是最吻合这个时代的文学形式。但是,报告文学的路还艰难,这原因不全在报告文学自身。所以我对中国的报告文学前景,始终抱有信心。古语说的好:“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只要有为,只要行走,就会有成功和到达。
报告文学万岁!
南方周末记者 冯翔 采访整理

